郑永年教授所作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201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多次印刷，被评为《亚洲周刊》201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更成为中央党校指定教材。2016年由中信出版社以《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出版全新修订版。全新修订版从时效性的角度进行了删减，并增加了新的内容，通过全角度、新思考来梳理新形势下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外延。这些年来，“中国模式”不仅仅是国内研究界的热点问题，更为国际社会所关切。郑永年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所关注。近日，《中国模式》的英文版（The China Model: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和意大利版（IL MODELLOCINESE: ESPERIENZE E SFIDE）面世。中信出版社也在积极准备对本书内容进行增删，在近期推出新版本。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存在？这个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郑永年教授对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本篇文章是郑永年教授为《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全新修订版所写的序言，因内容较多将分为上下两篇，本篇为上篇内容。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成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人们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比较之上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被经常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被后者所取代；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是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些人也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想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可能构成的威胁。

笔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是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决定把先前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笔者日后多次所解释的，笔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笔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明确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而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在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见得。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的，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更为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的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价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是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这里既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所房子的诸多问题：这所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所房子的根基是否牢固？如何改进？等等。但也可以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代的商业精英民主，再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权利去看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的模式的争论也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观点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同样，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于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更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来源：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