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今遏制中国的战略主要部署在三个领域：

第一，美国自身的内部建设。内部建设虽然是最为本质的部分，但也是美国最有心无力的部分。如今，美国政府面对严重撕裂的国内社会，已经十分乏力。拜登政府也在基建、科研、税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改革政策，但是从目前的反馈来看，收效平平。两党在除了对华强硬以外难寻共识，这才至于荒唐到将什么困难都归咎于中国的境地，“强化和中国的竞争力”成为美国论证其内部政策的依据。

第二，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建设。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显然不是打算单独行动，必然还要和盟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特朗普外交中颇为人们所诟病的就是四处“退群”，但我们也要看到他的“退群”是有明确指向性的——是从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中退出来，与此同时又重新组织所谓的“民主国家”群。

第三，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调整。美国已经在有限全球化的思路下开启了对华关系的调整，事实就是发动了“新冷战”。至于“新冷战”的施政手段和工具，美国方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合作、竞争、对抗。也就是在有价值合作的领域，选择合作；在有必要竞争的领域，着力竞争；在关键战略分歧上，竭力对抗。实际上，这个表述还可以再细化了一下，即一个是合作领域，一个是竞争领域，一个是对抗领域。但是对抗可以分成两种，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是冲突。

合作的领域主要是三个：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公共卫生、核武器不扩散。

与合作方面的匮乏相比，中美之间竞争的方面要丰富得多，甚至可以说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竞争。从芯片、5G之类的硬科技领域到民主话语权的意识形态领域，从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插手中国内部的香港、新疆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压力无处不在。

竞争走向激烈化，就成为对抗，而对抗发展到白热化，就有失控而发生冲突的可能。这其中新疆和香港的对抗依然可控，毕竟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现在看来南海的对抗也相对可控，美国还不至于直接军事打击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可能从对抗走向公开冲突的也只有台湾问题。现在美国开始以台湾问题作为核心战略支点来制定对华政策，而台湾本身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民进党高层和香港的一部分人一样，思想异化，意识形态偏见压倒理性判断，总觉得美国是靠山，情愿将台湾绑架在美国对华遏制的战车上。但是历史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国家，对于棋子，从来就是有用则用，用过即弃。这种形势下，中国必然以捍卫国家主权，解决台湾问题为战略核心来应对美国的政策。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在互动中将中美关系导向更为稳定、可控的方向。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美国一家可以规定的，不是说美国要和中国冷战，中国就也要冷战。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平衡美国对华战略的能力。

首先，中国的产业基础是平衡美国战略的重要工具。与冷战时期单方面突出重工业的前苏联不同，中国强调全面发展，并没有在民生经济方面落下，相反还在全球技术分工、供应链方面形成了稳固的产业链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特朗普当选一直折腾到现在，全面脱钩都没有实现。甚至去年年底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还说要“重新挂钩”。但我们要头脑清醒，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重新挂钩”，只是实际上脱不了钩，在“有限全球化”的思维下，选择性地跟我们采购所需的物资。当然，这依然在客观上造成了去年对美出口的猛增。这种局面未必符合白宫的期待，但是在经济的问题上，白宫唯意志论是没用的，对华脱钩的程度越大，美国自身付出的成本也越大。

其次，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平衡中美关系的重要工具。我上次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办的一个论坛上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太武断，甚至是太无知。他们总是攻击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进而将打压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其政策的一部分。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消极的。美国方面最近表示，中国未能履行于2021年底到期的两年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据传只完成原定目标的近六成）。中国以前能平衡贸易，就是因为中国善用国有企业这个工具。2019年5月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时候，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采购，采购两次就能实现阶段性的贸易平衡。美国自以为是，打压中国平衡贸易的工具，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中国政府再强大也不能强迫一个民营企业去采购美国的商品，更不能直接强迫老百姓去采购美国的商品。当然这里也有我们自己学者的失职，我们很多自己人也不理解国有企业到底在发挥什么作用，更没有把这个道理给美国人讲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是美国所认为的国有企业。中国从汉朝到现在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以前叫“平准经济”，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来）平衡市场。中国学者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帮助美国人认识中国，也促使国有企业继续发挥平衡作用。

最后，美国的资本也是平衡美国战略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搞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面脱钩”，拜登搞“小院高墙”的精准脱钩；欧盟也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跳舞，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宣布冻结了中欧贸易协定的审批；日本更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各个方面积极加入对中国的围堵。但其实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以上这些伎俩都不会有大效果。因为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地非难中国带不来利益，而资本是非常现实的，民主也好、专政也好，只要能稳定、能赚钱，就是资本青睐的对象。我们要学会站在资本的角度看问题，利用资本的力量平衡美国诸如“脱钩”一类的战略。马克思讲的是对的，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赚钱，最民主的地方不赚钱不会去，要赔本的更不会去；最专制的哪怕是中东这样的地方，能挣钱的，资本也会去。那么，当中国争取加入CPTTP；打造海南自由贸易岛，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成渝这些经济带；不断扩大开放程度时，在资本的作用下，世界不可能同中国“脱钩”。

为什么中国要“第三次开放”或者“二次入世”？

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为了转移自己内部难以消化的问题，发动了诸如贸易战、脱钩、新冷战一类的竞争和对抗，这也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冲击。但只要中国坚持开放，这些所谓的脱钩现象就都是暂时的、可控的。那么中国在坚持开放的道路上还要做些什么调整和深化呢，这就涉及到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对外战略，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开放”或者“二次入世”。

从大的历史来看，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走过了两次开放，现在进入了“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1840年、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用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二次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动开放，成果非常巨大，用了4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150多年的路，令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是第三名的日本的两倍还多。记得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金，而去年人均GDP已达到12,000美金。

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从内部来看，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双循环”、“制度性开放”等，在实践层面，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在发展。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的动作就更多了，和东盟等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在年初生效，另外我们也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加入CPTPP实际上也显示了中国“二次入世”的决心。

“第三次开放”具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时代背景。在国际层面，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的竞争、对抗和冲突的风险不断浮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开放的重要性比起以往任何时代有增无减。而且如今的开放不仅仅是开放市场来增加贸易和投资，更重要的是用开放来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我们还是要欢迎美国、欧洲的商品、资本以及技术进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大家要以大国心态来看大国关系，才能把握住发展机遇。

最重要的是，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改革行政体制。从“双循环”战略来看，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我们可以通过内循环把各个地方的规则统一起来，例如先统一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其他经济区再去对接。内部规则的统一是国家统一市场的基础。规则统一起来以后，我们制定标准走出去，通过国际大循环，在世界规则上做补充和衔接。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国，取决于如何强起来，也就是规则制定权。

在国内层面，我们已经走完了简单的数量扩张性的经济增长，要进入质量性的经济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要让每个公民都更公平地分享发展的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已经从贫困社会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尽管这已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中国还需保持清醒的认知。中国的中产比例还不到30%，很多人刚刚脱离绝对贫困阶段，还存在着返贫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全球化也导致了我们收入分化状况的加剧。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包容和开放式发展，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反过来就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消除贫困的伟大成就带给我们的关于三次开放的启示。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解决好贫困问题。中国八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脱贫，我们也终于在2021年消除了绝对贫困。即便是在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也都承认，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中国对于减贫的贡献量最大。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世界的贫困问题会严重得多。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无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来解释的话，中国就不应当成功，但问题是中国成功了。尽管还是有一些西方人在统计的细节上不断质疑，但是总体来说，八亿人民脱贫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是颠覆不了的结论。

中国消除贫困、持续发展的秘密还是要用这片土地上的例子来解释。这方面，香港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作为中国的沿海城市，和三次开放都有关系，尤其是在第二次开放中香港人民对内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次被迫开放，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英国人说是给香港做贡献，不如说是政治上压制香港人的权利，经济上给自己牟利，在香港培养服务英国的经济利益，尽管客观上也促进了香港的发展。就这样，香港人凭借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一点点累积起家底。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内地主动开放，香港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必须铭记。香港在第二次开放中扮演了内地和境外世界的交流窗口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带来了商品、资本和技术，而且把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传播到了内地，为之后的发展解放了思想。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和香港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批资本都是华人资本，西方的资本是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的。所以香港对珠江三角洲是贡献很大的。我常对内地，尤其是深圳的朋友说，深圳现在富裕起来了也不要忘记香港，没有香港，深圳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当然，这一过程对香港来说也有遗憾的地方，就是香港把自己传统的制造业差不多全都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或者内地其他地方而没有发展出新的产业，这逐渐消减了本地的航运优势，走向了产业的单一化。如今香港可以倚重的，除了金融，就是一些其他的专业服务行业，在制造和以制造为基础的科创领域乏善可陈，确实遗憾。在前两次的开放中，香港对深圳、珠江三角洲的成长来说贡献非常大，但也塑造了自身现在的局面，至于如何扭转，也还是要在第三次开放中找机会。

随着中国大陆开始推进第三次开放，香港完全可以，也非常应当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未来更好的发展机遇。我所在的机构最近一直在做关于横琴、前海、南沙要在大湾区的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调研。其间形成的核心问题也和香港相关，那就是香港要扮演什么角色，现有的优势有哪些，是否匹配这些角色？我在跟内地各界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一般认为，香港的金融服务固有的优势是迁移不了的，在港经营的业务，也没法开放给内地做；香港的优势也不是技术，至少不是应用技术，因为香港可以应用这些技术的产业早已转移内地了，所以相关的开发是薄弱的；再如旅游、购物之类的相对基础的服务业，作为香港的传统优势在疫情中受到了很大打击，而且这类业务需要被服务对象人在现场，因此也不是开放的。那么，香港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优势，可以让自己并入大湾区建设的快车道？应该是香港的专业服务领域对于国际化的规则系统（较内地更）熟稔，可以协助内地在统一国内规则和推进中国规则的国际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吸收借鉴国外既有规则的可取之处。

中国目前人均GDP已达12,000美元，预计在2035年达到人均GDP23,000美元，如果目标再高一些，彼时达到今天亚洲“四小龙”里最后一名台湾地区的水平（2021年人均28,400美元），可能需要人均30,000美元。现实与目标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追赶的策略就是双循环。怎么提升内循环水平？现在中央也意识到了，就是要完善中国的统一市场。现在的中国国内市场总量很大，但是分割还是很厉害的，制度和非制度上的壁垒导致了很多问题。2021年，中央深改委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在全国各个省市范围内完善统一的规则和标准，有利于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这一过程中，香港的专业界可以献言献策，协助内地选取、设定更加合理，也更易与外界对接的规则体系。

至于外循环，香港本来就是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结点，因此它的角色就更加显著了。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世界交往的桥梁，以前更多地是服务于外界的“走进来”，现在也要大力协助内地的“走出去”。比如我们一直在提倡香港和内地共同努力，为香港在贸易、投资、法律、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规则、标准在内地落地构建基础。这样在条件成熟和有需要的领域内，香港国际化的规则就可以适用到整个大湾区的相关产业中去，而这一过程中，横琴、前海、南沙三地就是在内地对接、反馈、落实这些规则、标准的代理点。在这些高端服务业领域形成的“香港+”的服务优势，正好对接到广深的制造业、科创业上，会有利于内地以更顺畅的路径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配合推进的目标。

当然，还可以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外循环中的规则构建问题。国家一直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不断攀升，短期内需要的是中国和既有国际规则更加高效、顺畅的对接，长期来看，这还牵扯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之路。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何中国不能仅仅是对接既有的国际规则，还要对国际规则做出修正，乃至国际化中国的规则？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预见到了，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国必然要接轨国际，但仅仅接轨是不够的，也要为国际规则做加法。美国整天抨击我们利用WTO规则（漏洞）、不遵守海上航行自由规则等等。然而，对国际规则有了一定了解的新一代中国人开始发现这些曾经由西方主导制定的规则中也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甚至根本就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如果能凭借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对其予以完善或者给出中国的替代性方案，对全人类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贡献。然而，西方目前对中国规则的国际化还是报以极大的警惕和排斥，虽然他们已经在很多方面难以有效围堵中国，但是依然竭力通过规则来围堵中国，毕竟直接入侵或威胁入侵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西方还能够用来制约中国的就是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诸多专业服务领域的人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要承接这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先解决好思想问题，否则不仅无法推进工作，还会引发新的不必要的争论。我一直坚持认为香港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完成去殖民化的步骤。但是很遗憾，香港在这方面完全失焦了。香港的报纸上还在热烈地探讨是否应该对香港街道地名“去殖民化”。但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来说，这些表面功夫没有太大意义，去殖民化要去的是头脑里的殖民主义观念。新加坡将殖民时代的很多像是地名、路名、古迹之类的东西作为历史的印记保留了下来，但这并未减损新加坡去殖民地化工作的成果。不是脱掉西服，穿上中山装就是去殖民化了，没有必要机械地把去殖民化理解为抹除一些相关印记，关键还是思想要去殖民地化，回归中华文明、中国文化。 

香港虽然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但根本上还是一个华人社会。在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的情况下去治理一个中国文化底色的社会，就会出现治理困局，就会出现优势无从发挥，短板全都暴露的尴尬。倘若香港能将自身在规则构建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和内地形成合力，则会能量无穷。如今特区政府初步拟定了北部都会区的计划，按照其开发面积的体量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再造一个香港。300平方公里的宏伟项目，对保障就业、改善居住都是很大的利好，而且为发展产业创造了空间。曾经董建华先生要在香港扶持科创，因为遭到既得利益反对，终究无果。但是如果建设一个新的都会区呢？虽然在香港发展科创并不容易，在具体产业的选择上还要做很多扎实的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对此满怀期望。将来北部都会区会有250余万人，相当于现有人口的1/3，有新兴的科创产业作为增长点，因为发挥了香港在规则制定方便的优势而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这就是香港在第三次开放中熠熠生辉的未来。

像华菁会这样集中了爱国人士和专业人士的组织，在香港和大湾区的发展中都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内地要和这样的团体多做一点交流。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香港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信任的问题，那么巩固和加强信任，就要从多交流做起。目前，面对面的交流当然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难以实现，只能线上交流，但这必然只是暂时的。随着中央在香港防疫政策上的重要决定落地，这些困难未来都必然被克服。香港固有的优势依旧，国安法的通过给香港在政治上夯实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国家第三次开放中的双循环战略、大湾区战略、香港的北部都会区规划，都给香港在经济上制造了改善原有短板的契机；再加上香港人民历来的勤勉与务实的精神，还有什么优势发挥不出来呢？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起点上，我们必须抖擞精神，再出发。

来源：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