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调查粤澳11097名中小学生发现,广东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和各维度感知水平显著优于澳门,且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维度差距最为突出。性别差异为女生显著优于男生;年级差异大体为小学四至六年级优于初中各年级;曾在香港就读对课程感知有消极影响,在内地就读则有积极影响。父母文化程度大体与课程感知呈正相关。基于此,要继续完善澳门思政课课程建设,加强广东思政课课程实施督导;提高男生思政课课程学习兴趣;引导初中生重视国家事务,实现思政课的情感目标;提高粤澳姐妹学校互动频率,鼓励澳门中小学生到内地就读或交换。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思政课；道德与法治；品德与公民；课程感知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办好思政课有重大意义。“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对待。”^[2]“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一国两制”体制下办好澳门和内地的思政课同等重要。2019年，《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近年来思政课建设成效显著，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3]2020年，教育部印发配套实施方案，对思政课的课程目标体系、课程内容、教材体系建设提出具体要求。^[4]以此为契机，本研究对澳门“品德与公民”和内地“道德与法治”课程感知现状进行调查，考察“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澳中小学思政课实施成效与不足，比较分析两地中小学生对思政课的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的感知程度，以及其在性别、年级、父母亲国籍、曾就读地、父母亲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共性与差异，为高质量思政课建设提供实证支持和参考建议。

一、研究设计

采用课题组开发的《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量表》，分别对粤澳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并深入比较和分析数据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

2021年1—5月，以澳门和广东九大珠三角城市为调查范围，通过整群抽样法调查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生群体，澳门回收问卷1117份，广东回收问卷10855份，各城市回收问卷数介于[1058,1430]区间，删除基础信息不全、含2个及以上缺失值、选项一致、学生为非中国籍的问卷，利用“校正的变量均值插补”法插补只含一个缺失值的个案数据。这种插补方法的优点是兼顾群体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即缺失值的确定既基于个案数据考虑缺失值与所在维度均值的关系，又基于样本数据考虑缺失值与对应变量均值的关系^[5]。最终澳门问卷保留919份，有效问卷率82.27%，广东保留10178份，有效问卷率93.76%，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详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课程感知量表的题项编制依据

课程感知是学习者通过课程学习对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产生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量表》聚焦思政课课程的“国家认同教育”主题，“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维度的题项从《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澳门特区《小学教育阶段品德与公民基本学力要求》《初中教育阶段品德与公民基本学力要求》，以及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抽取与“国家认同”主题相关内容编制而成，对于两地均具有普适性。“教师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维度题项编制主要参照国家课程标准。

2.课程感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从两地有效样本中各随机抽取500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部分模型拟合指标数值摘录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仅澳门样本的TLI值未达到理想临界值，但与临界值相差不大，且CFI值=0.913>0.9。根据温涵等人的观点^[6]，模型适配度良好，《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量表》结构合理，适用两地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测评。

二、粤澳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的差异比较

首先，总体判断粤澳两地课程感知和各维度感知水平的差异显著性和具体体现;其次，比较两地各自基于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检验的结果，即两地差异性检验结果的差异比较。

（一）思政课课程感知总体水平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数据处理,发现粤澳两地在课程感知和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均为广东优于澳门（详见表3)。比较两地课程感知题均得分，广东比澳门高0.52，达到半个等级单位;比较两地课程感知水平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广东比澳门高13.18%，两地分别位于临界值75%的两侧，澳门课程感知水平中等偏上，广东课程感知水平为上等。

比较各维度，广东各维度题均得分比澳门高0.30——0.67，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较澳门高7.46%—16.86%不等;广东“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感知水平达到上等，其余两个维度和澳门各维度的感知水平均为中等偏上，两地中小学生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维度差异最大。对比问卷编制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题项内容在两地相关课程文件中均有体现，“教师教学方式”“课程评价方式”则只在内地课程标准中提及。然而，两地中小学生是在“同”中最“不同”，在“不同”中存“同”。

在“课程目标”中，两地差异最大的题目是“7.这门课想让我更加坚定对中国法制的自信。社会题目内容综合了内地小学中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初中《思想品德程标准(2011年版)》“课程目标”中的“初步形成法制观念”“树立法制观念”、澳门小学和初中基本学力要求“课程目标”中的“初步形成政治意识”“形成法治公民价值观念”,以及《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及的“增强制度自信”等内容。但调查结果显示,广东此题得分比澳门高0.76，受“课程内容”中，两地差异最大的题目是“6，课程注重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课程目标差异最大的题目同质，广东比澳门高0.71。在“教师教学方式”中，两地差异最大的是“实践活动”教学，题均差值0.42。在“课程评价方式”中，差异最大的是“同学互评”，题均差值0.56。

从其他指标来看﹐澳门“品德与公民”“课程评价方式”维度的均值大于中位数·即大部分中小学生对评价方式的反馈低于平均水平，这意味着评价方式较为单一的问题突出;除此维度外，两地课程感知及各维度均是中位数大于平均值，即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但有小部分群体得分偏低。

（二）粤澳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基于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1.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检验发现（见表4)，广东中小学生“道德与法治”课程感知水平没有因性别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而澳门中小学生“品德与公民”课程感知水平为女生(60.69）显著高于男生(58.49)。两地中小学生对“教师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的反馈没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略)，而“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感知水平均是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2.年级差异

年级差异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见表5）粤澳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澳门特区小学四年级(64.71)、小学六年级（61.46)显著高于初一 (57.02)、初二(55.14)、初三(56.70);小学五年级(61.13)显著高于初二;广东地区存在显著差异的关系更复杂些，小学四年级(68.97)、小学五年级(70.88)、小学六年级(69.10)均显著高于初一(67.34)、初二(66.09)、初三(65.47);小学五年级显著高于小学四、六年级;初一显著高于初二、初三。由此，澳门各年级均值出现两次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小学四年级均值最大，初二均值最小;广东各年级均值只出现一次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极大值点在小学五年级，初三均值最小。

粤澳中小学生各维度均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澳门各维度的年级均值存在较一致共性规律，均出现两次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四年级均值最大，初二均值最小，整体呈现为小学四至六年级高于初中。广东各维度的年级均值关系有所区别，但大体呈现出小学五年级显著高于四、六年级，初一显著高于初二、初三，小学四至六年级显著高于初中的规律。

3.基于父亲、母亲的国籍的差异分析

以父亲国籍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只有广东中小学生“课程内容”感知水平在父亲国籍上有显著差异，T值为2.423,P=0.024，父亲为中国籍的学生(13.70）显著高于父亲为非中国籍的学生(12.52)，题均差值为0.39。

以母亲国籍为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广东仍只是在“课程内容”维度有显著差异，T值为2.842，P =0.004，母亲为中国籍的学生( 13.70)显著高于母亲为非中国籍的学生( 12.41)，题均差值为0.43。澳门中小学生在课程感知、“教师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维度均为母亲为非中国籍的学生显著高于母亲为中国籍的学生。

4.曾就读地的差异分析

对曾就读地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澳门中小学生在曾就读地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曾就读地不同的广东中小学生在课程感知和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比较结果显示（表略)，曾在我国香港就读的广东中小学生的课程感知显著小于曾在内地及我国澳门、台湾或其他国家和地区就读的学生，且在各维度的感知水平得分最低。

以曾在内地就读、曾在中国澳门就读为分组依据，以粤澳为自变量，检验两地在这两个曾就读地组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见表6)，曾在内地就读组内，一直在内地读书的广东中小学生显著优于曾在内地读书的澳门中小学生﹔曾在澳门就读组内，曾在澳门就读的广东中小学生在课程感知、“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方式”维度上均显著优于一直在澳门读书的澳门中小学生。由此可知，在内地上学对中小学生的思政课课程感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5.基于父母文化程度分组的差异分析

基于父亲文化程度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广东中小学生在“课程内容”维度上有显著差异，F值为3.210，P=0.007，父亲为“大学”学历的学生(13.77)显著高于父亲是“初中”学历的学生(13.60)，题均差值为0.06。

基于母亲文化程度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见表7)，粤澳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在母亲文化程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澳门特区的学生而言，母亲为“大学”学历(60.54)的学生显著高于母亲为“初中”学历的学生(57.67)，母亲为“研究生”学历的学生( 62.57)显著高于母亲“未上过学”(51.50)和“初中”学历的学生(57.67);对于广东地区的学生而言，母亲为“高中”学历的 （68.36）显著高于母亲为“初中”学历的（67.35)。澳门中小学生课程感知在母亲各文化程度分组的得分先升后降再升，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小学生课程感知大致与母亲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母亲“未上过学”分组得分最低,母亲为“研究生”学历分组分值最高;广东中小学生课程感知在母亲各文化程度分组的得分呈现类似“W”形，即母亲文化程度偏高或者偏低时，广东中小学生课程感知水平更高些。

粤澳中小学生“教师教学方式”和广东中小学生“课程评价方式”感知水平在母亲文化程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余项均存在显著差异。澳门特区“母亲文化程度”各分组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均值变化与其课程感知变化相似，先升后降再升，在“课程评价方式”维度，各分组均值单调递增。广东地区“母亲文化程度”各分组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维度的均值大体呈上升趋势，最小值均为母亲“未上过学”的组别，母亲为“高中”“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均值较接近，但三者中，母亲为“研究生”学历的分组均值都稍低些。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第一，粤澳中小学生在思政课课程感知、各维度均是广东优于澳门，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维度差距最为显著。

从数据分析结果看，总体上讲，澳门中小学生的课程感知水平为中等偏上，广东中小学生为上等水平。这一结论不仅肯定了澳门“品德与公民”课程建设的成效，也凸显了祖国内地“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成效的显著性。在澳门明确规定将“品德与公民”课程列为小学至高中必修科目之前，有研究者曾对澳门学生“品德与公民”课程的教育成效进行实证研究,澳门中学生在“国家与社会”指标上问题较为突出^[7]，澳门中小学生“品德与公民”的学习表现自评分较低的题目都与国民身份和中华文化认同相关^[8]。随看澳门特区政府对“品德与公民”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规定性逐步增强,澳门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明显提升。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澳门中小学生对国家的认知较为正面,较2017年有所提升,学校教育与此转变有关^[9]。本研究的思政课课程感知正是考查学生对“品德与公民”课程中“国家认同教育”主题的感知程度，感知程度“中等偏上”与“国家认知逐步提升”的调查报告相印证，都共同指向澳门“各级各类学校爱国教育办得有声有色”。

两地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维度差距最为显著，显示出澳门中小学思政课的课程目标和内容未能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充分展现;两地差异最小且题均得分最低的是“教师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维度，这样的“同”显示出粤澳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多样性都不尽如人意，内地课程标准“实施建议”模块的指导作用未能如愿发挥。

第二，性别差异体现在澳门课程感知、粤澳“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维度上，均为女生显著优于男生。

理论上，同为一个班集体的男女生在思政课上接受的外界刺激是同质的，那么在整群抽样样本中，男女生产生差异的原因更多地应是受学生个体因素影响。“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10]。”学生学习思政课课程的兴趣会影响其在思政课上的学习投入，进而影响其学习获得。一项调查上海中小学生德育课程学习心理的研究发现，在学习兴趣、学习投入、学习收获这三个两两显著正相关的维度上，女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11]。也就是说，女生思政课的学习兴趣显著高于男生，男女生明显差别的学习兴趣造成双方明显差别的学习投入，这也使女生思政课课程的学习收获明显高于男生，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见表4)。学生对思政课“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感知与学生学习心理息息相关，男女生思政课课程学习兴趣差异使这两个维度的感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相较而言，“教师教学方式”“课程评价方式”指向学生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客观反馈，受学生学习心理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会更小一些，在这两个维度不存在男女生的显著差异。

第三，年级差异体现在粤澳课程感知及各维度上，大体为小学四至六年级优于初中各年级。

澳门“品德与公民”课程感知和各维度的年级差异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和初中分别呈“V”形，小学段在五年级均值最小，初中段在初二均值最小。相较之下，广东“道德与法治”课程感知和各维度的年级差异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呈“∧”形，正好与澳门特区相反，小学段在五年级均值最大，初中段大体呈单调下降趋势，在初三年级取得最小值。但粤澳两地均呈现出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的课程感知和各维度均值整体大于初中各年级，这与前述德育课程学习心理的调查结果一致，即小学生在德育课程的学习兴趣、学习投入、学习收获三个维度得分都显著优于初中生^[11]。有研究者分析中小学生对“好学生”的评判标准发现,小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大于对个人的关注,而中学生则注重自身发展和个人前途^[12]。本研究聚焦思政课课程的国家认同教育主题,因为小学生更关注国家和世界的相话题，所以小学生的思政课课程感知水平显著高于初中生。有研究者分析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师的教学行为发现，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旨在为“中考”服务，把知识目标视为首要目标，强调“考点”标注^[13]。由于过分强调思政课的知识目标，使初中生忽视了情感目标的重要地位，造成初中生对思政课培育“国家认同感”目标和内容的感知水平不高。

第四，曾就读地差异仅体现在广东课程感知及各维度上，曾在香港就读对中小学生的思政课课程感知有显著消极影响，在内地上学则有显著积极影响。

从调查数据看，仅广东学生会受到曾就读地的影响，虽然曾就读地为澳门、台湾的样本比较少，用于统计说服力不强，但从目前数据可判断出，广东“道德与法治”课程感知及各维度感知水平最低的都是曾在香港就读的学生，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他们在各维度的题均得分都较低，“课程评价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题均得分最低，也就是说,这部分学生感知到思政课教师使用“游戏教学”(3.05分)、“小组学习”(3.13分）教学方式，以及使用“划分等级”(2.75分)、“写评语”(2.85分)、“互评”(2.9分)、“自评”(3.25分）评价方式的频率不高。然而，以上这些均是内地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实施建议”模块提及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由此可看出，在一定程度上，曾在香港读书的广东中小学生在接受内地“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时与过往经历可能存在一定落差，广东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不孚众望。

而曾在澳门就读组和曾在内地就读组均表现为现就读于广东的中小学生显著优于就读于澳门的中小学生(见表6)，由此可推测出，曾在内地上学和现在内地就读对中小学生的思政课程感知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究其原因，除与内地学校教育相关，也与内地社会教育的影响分不开。

第五，父亲文化程度差异体现在广东“课程内容”维度上，母亲文化程度差异体现在粤澳课程感知、“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澳门“课程评价方式”维度上。

“家长素养差异可导致不同家庭的德育质量相差甚远。”^[14]“国家认同教育”不仅是学校思政教育的主题，也是家校共育的共同主题。本调查研究发现，父亲文化水平不同并未对澳门中小学生的课程感知产生显著影响，而母亲的文化水平与课程感知大致呈正相关;父母亲文化水平都对广东中小学生的课程感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父亲文化水平与其子女的课程感知大致呈正相关，母亲文化水平偏低或偏高时，其子女的课程感知水平较高。有研究者认为，“家长文化素质低就难以完成品德教育的任务”^[7]，但从调查结果看，似乎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文化水平低的家长似乎更愿意积极寻求家校合作弥补家庭德育的短板,这些家长朴素的家国情怀似乎能对其子女的思政课课程感知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总体而言，父母亲文化水平相对更高的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更高，家庭教育的德育质量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二）研究建议

第一，继续完善澳门“品德与公民”课程建设，加强广东“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督导。

澳门“品德与公民”课程建设可圈可点，但较之内地起步较晚，教学成效稍逊一筹,继续完善澳门思政课课程基本学力要求是努力方向。基本学力要求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但与内地相比，澳门思政课的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贯彻落实似乎在某些环节打了折扣，比如，在基本学力要求物化成教材、教师解读基本学力要求和教材、教师教学实施、学生内化学习等环节，工作效能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因此，如何诊断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在这些阶段是否完整且准确地体现需要进一步探索。但基本学力要求文件与内地课程标准相比，缺少“实施建议”模块，这一模块包括教学、评价、教材编写、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建议。因此，澳门应参考内地课程标准，并结合学情分析补充“实施建议”模块，以有效指导课程目标和内容在各环节间的转化和传递。

广东的思政课课程建设优于澳门，虽然只有内地的课程标准中有“实施建议”模块，但是，从“教师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得分看，两地的差异并不大，两地题均得分最低的也是这两个维度。由此可知，“实施建议”模块对广东思政课教学的贡献并不显著。根据开放题词频统计发现，批评“死记硬背”约410人次，如“不要死记硬背，浪费时间”;建议“联系实例教学”约114人次;批评“占课”约39人次，如“别让语文老师教或让其他科老师占课”;建议“专职教师上课”约49人次，如“希望这门课是由专业老师来讲”。因此，要继续完善广东乃至内地其他地区的思政课的监督制度以确保课程保质保量实施，同时要结合课程标准和学情分析结果指导和调整教师目前的教学方式。

第二，要尤其注重提高男生的思政课课程学习兴趣，以促进其课程感知水平的提升。

学习兴趣是影响课程感知的关键个人因素之一。从男生的思政课改善建议中发现，他们提及较多的是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建议“多些游戏活动、实践活动、小组学习”的分别约324人次、194人次、142人次，例如，“在这门课多增加点游戏方式的教育活动，让我们对这门课更感兴趣”;建议“观看视频、新闻”的约143人次、75人次，例如，“上课时可以用视频插人教学，能引起学生上课的兴趣”;建议“多讲些历史内容”的约122人次，例如，“可以让历史这方面多写点，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事件感兴趣点”;建议“开卷考或者取消考试”的约85人次，建议“多展示图片”的约47人次。但实际上，学生对课程的建议存在共性，女生同样也提及以上建议，且频次大都多于男生，因此，针对这些建议调整教学可谓一举两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建议中只有建议“开卷考或者取消考试”的男生数多于女生数（多于77人次)。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男生更排斥与应试相关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更抗拒强行记忆、反复背诵知识点的课程学习模式。

为此，要提升学生的思政课课程感知水平，不仅要尽可能提高教材中的图片占比，或是在实施教学时尽可能开发和利用除教材外的课程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注重“图文结合”，增强可读性，引入历史、时事新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丰富的教学内容，还要引导教师使用视频以及组织游戏、实践、小组学习等多元教学方式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以此让本性较为活跃、外向的男生更积极参与教师教学活动。

第三，引导初中生平衡对国家事务和个人发展的关注度,更强调思政课情感目标的实现。

初中生更多关注个人发展的原因在于思政课在中考成绩中占有一定比例，基于此，初中思政课教师会更加关注知识目标的达成，教学方式大多以讲授和讲练为主。^[15]但实际上，教师授课方式对学生影响很大。^[16]倘若教师的教学方式旨在帮助学生画“考点”和顺利升学，那么就难免会使学生误认为学习这门课程的目标在于取得好成绩，在于个人发展。然而，对比思政课与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模块会发现，思政课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将“知识技能”置于首位，而是将首要目标定为“情感、态度、价值观”，澳门的基本学力要求也是如此。这一差别很明确地显示出思政课更重视情感目标的达成。情感是体验性的，它产生于学生与外界发生互动的活动中。据统计，建议多些“实践活动”的学生数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从31人次逐级递增至128人次，而建议多些“游戏活动”的学生数则随年级升高而递减，从159人次递减至66人次，建议多些“小组学习”的学生数各年级基本持平。

因此,期望思政课能组织更多活动不只是初中生的诉求，小学生亦然，但是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其偏好的活动类型。因此，小学阶段的教学应侧重游戏活动,初中阶段可侧重组织各种能够使学生亲身体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学旅行、社会公益服务、参观红色文化场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息息相关。

第四，要尤其关注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的家校共育功能的发挥。

跨国家庭的家庭文化复杂性使这类家庭的孩子的德育质量难以保证，母亲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往往无力完成德育任务，此时，加强家校合作就尤为必要了。家校合作包括两大任务:一是给家长提供思政教育以保证思想价值观的正确性,二是为家长提供教育，以提高家长对其子女进行道德教育的能力。对于前者，家长的认知规律、人生阅历、情感基础有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家长的思政教育肯定有别于中小学生的思政课选取何种教学内容、教学材料、呈现方式、教学方式仍须结合“家长学情分析”来设计。对于后者，要对家长进行必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辅导以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同时也可配套提供《家庭德育指南》之类的手册,提供德育知识、德育方式指导以帮助家长适时对子女进行德育，达至与学校思政课教学同频共振。

第五，提高粤澳姐妹学校互动频率，鼓励澳门中小学生到内地就读或交换学习。

曾就读地和现就读地在内地对中小学生思政课课程感知都有显著积极影响，由此看来，加强澳门中小学生与内地的联系意义重大。截至2019年12月，澳门与内地已结交305对姐妹学校^[17]，受疫情影响，2020年缔结姐妹学校稍有阻滞,据官网公布，仅有珠澳新结缔4对姐妹学校^[18]。但即使在特殊时期,仍需要积极通过线上沟通来稳步推进姐妹学校缔结，寻求姐妹学校往年线下交流活动的线上模式转化。例如，往年举办的“粤港澳姐妹学校中华经典美文诵读会演”可通过实时转播来实现“异场同时”举办。另外，还可以创办新的线上交流活动，利用线上社交平台加强姐妹学校学生间的通信往来。

除了加强澳门中小学与内地学校的联系，还可以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和支持澳门中小学生“变成”内地中小学生。例如，以简化澳门学生异地入学手续、提高澳门学生内地就读的补贴和升学优惠、建立短期交换学习制度等方式来增加澳门中小学生体验内地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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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珠澳新结缔四对姐妹学校[EB／OL］.（20201211）[20210708].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79653.

文章来源：《课程·教材·教法》第42卷第2期 2022年2月

（作者李臣之为华南师范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部）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