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学校推广“普教中”的历史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港人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增加，特区政府推出”两文（中文与英文）三语（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的语文政策，并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以保证与提升香港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优势。为此，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于 1999 年发表的《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改革建议》，更提出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下称”普教中“）作为远端目标。

2003 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的《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亦表示”赞成课程发展议会使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的长远展望“。但由于香港刚结束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历史，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英语与粤语，普通话尚未深入课堂教学，所以并未实时实施”一刀切“的教学语言政策，以防止急促的变革出现负面影响。语常会在《报告》中指出：在制订明确的“普教中”政策和推行的时间表之前，政府应进一步了解学校成功转用教学语言所需的条件。鉴于此，语常会在 2004 至 2006 年间进行了“在香港中、小学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所需之条件”研究，并以此研究结果为基础，在 2008/09 学年开始推出“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下称“普教中支援计划”）。与此同时，语常会也就“普教中支援计划”的推行，委托香港教育大学研究团队进行了“探讨香港中、小学如何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研究”（以下简称“纵向研究”），而研究团队在 2015 年 9 月底向语常会提交终期研究报告定稿，报告中表明，在整体上，“普教中”班的中文科成绩较“广教中”班优胜；但因为两类学生起步点并非完全相同，不能就此推论“普教中”优于“广教中”，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学对个案学生的中文科学习没有负面影响。因为“纵向研究”是就四所参加“普教中支援计划”的个案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其研究结果具有局限性，未必能以此推论至香港其他学校的情况。

由于对“普教中”的教学成效未有明确的结论，故香港教育局曾于网页上发表言论称：目前仍未有确实证据，证明以普通话学习中国语文对学生的一般中文能力会有所改善。其中两项研究发现，以普通话学习的学生的中文能力，与以广东话学习的学生并无分别，甚或表现更差。在 2016 年 7 月 2 日，在反对派议员的推动下，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取消普教中为长远目标的无约束力议案，当年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先生随即表示应将是否使用“普教中”的主导权交予学校。其后，对于学校是否应该进行“普教中”，学术界众说纷纭，无一定论，讨论声并没有因为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建议取消“普教中”为长远目标而消失。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名誉总监谢锡金教授认为：“学生可以在生活中学习普通话， 但并非用作授课语言，否则时间都放在『正音』上，阅读理解能力便会低。”而刚退任的前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先生于 2018 年则表示：“在港而言说广东话有其优势，因朗读古诗词歌赋才有韵味，但综观世界各地，中文发展均以普通话为主，认为用广东话学中文长远会否失去优势，要交专家研究。”如此可见，“是否进行普教中”的话题依旧是专家学者们热衷探讨的焦点，而教育局的态度则显得左摇右摆、模稜两可。

2021 年 6 月 2 日，国家教育部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报告》提出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与简体字的地位，宜将普通话教育适度融入考评体系的建议，并表明粤港澳三地还需进一步做好语言政策规划，加强语言与国家认同。由此可见，在香港全面实行“普教中”是必然的趋势，这也得到现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于 2022 年中表态支持。

二、香港学校推广“普教中”的现状

香港在 1998 年便实行“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但即便政策实施了 24 年，香港本地居民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正式场合上，都依旧习惯用粤语与英语进行交流，普通话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尴尬局面。香港并无地方明令规定必须使用普通话，加之港人无意识地避开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沟通，所以有如港大谢锡金教授所言，“学生可以在生活中学习普通话”的方法是很难让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甚至会让本就在“三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话变得更加次要。

2003 年，语常会在《提升本港语文水平的行动方案》中提到：“议会推荐采纳校本方针， 由学校本身情况决定是否采用普通话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但学校何种情况适合推行“普教中”，何种情况不适合推行“普教中”，官方并无明确说明。由于“普教中”的成效受教师运用普通话授课能力、学生语言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否采用“普教中”由学校内部自行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做弹性灵活的规划，故而在香港中、小学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普教中”现象：有全面“普教中”、全面“广教中”和部分“普教中/广教中”。在 2015/16 学年，语常会为更全面地了解香港中、小学推行"普教中"的情况，进行了"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概况调查"，调查资料显示香港中、小学进行全面"普教中"、部分"普教中/广教中"与全面"广教中"的比例如下：

备注：全面“普教中”是指有关学校所有班别的中文科课堂有超过 50%是以普通话作为授课语言；部分“普教中/广教中”是指有关学校有部分级别及/或班别的中文科课堂上有超过50%是以普通话作为授课语言，其余则用粤语教学；全面“广教中”是指有关学校所有班别的中文科课堂上都以粤语作为授课语言。

由上表可知，香港中、小学明显缺乏推行"普教中"的积极性，中学尤甚。个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从香港语常会对 1995-2015 年间的香港教育资金运用的报告中显示，英语教育占总教育资金的58.25%，中文教育占总教育资金的15.77%，其中推广普通话只占3.17%。中、英文的教育基金并不对等，"普教中"的推行并无得到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即便是在推行"普教中支援计划"期间，普通话的教育资金也仅占总英语教育资金的 18%，由此可见，在"三语"中普通话并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对"普教中"的赞助资金少，即便学校有心推广"普教中"，也无力落实。

其次，近十年的社会动荡也对"普教中"的推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 2012 年的"国民教育风波"、2014 年的"占领行动"、2016 年的"旺角暴动"，这些政治社会事件无不是在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阻碍普通话在港的推广。在 2019 年的"反修例暴乱"中，更是出现示威者对说普通话的民众进行欺辱谩骂的现象，使得本无习惯说普通话的港人对普通话产生更加消极抵抗的情绪。一系列的政治社会事件让港人谈"政"色变，而随着普通话在香港的政治性质不断上升，加之香港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普教中"走进课堂变得益加困难。

除此之外，特区教育当局长期以来对国民教育的忽视也是"普教中"在港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根据媒体报导，香港不同时期反社会、反国家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处于是非观念不清晰但易冲动行事的青年，是伴随香港回归的年轻一代，其身上统一的特性便是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与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他们从意识上排斥与祖国相融，从行动上极端地阻止香港和内地交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在于香港回归 20 多年以来国民教育的缺陷。港英政府极权统治期间，香港推行了 150 多年的"无民族"、"无政治"的"疏离式子民教育"， 刻意回避"中国元素"，严防反殖民情绪和民族主义思想，致使香港的中国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出现断层，国家观念逐渐淡化，回归后，特区政府更跌入教育不谈政治的陷阱。而在香港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之下，普通话作为单纯的语言教育也被冠以"政治化"之名，普通话被赋予了不可承受之重任。国家观念的淡化让部分港人的意识形态产生偏差，对说普通话产生排斥心理与歧视心态，这让普通话使用的空间不断被压缩。但事实上，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人口迁移数量的增加，港人对普通话的需求量呈现上升趋势，惟因缺乏系统性学习与合适的语言环境，大部分以粤语为母语的港人仅能用普通话做简单的基础交流，无法最大化地体现"两文三语"政策实施的意义。

三、香港学校推广“普教中”的挑战

“普教中”不可能在实行一段时间后便立竿见影有成效，教育本就是在摸索中前行，在实践中完善的。虽然香港的“两文三语”政策已出台 24 年，但“普教中”的推广仍旧处于起步阶段。系统性的机制尚未成形、资源供应也并非充足，这都是推广“普教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立足于当下，并根据前人研究的“普教中”报告，可将“普教中”的挑战分为四点：香港语言环境、教师运用普通话教学的能力、学生对待普通话的心态、配套教材的供应。

1. 欠缺学习普通话的语境

普通话对于土生土长的港人而言如同外语，即便学校有开设普通话教程，但学生长期置身于非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中，无处实践所学，使得普通话学习事倍功半。有机构发现近年小学生普通话整体考试成绩退步，至于中学生的整体成绩持平。GAPSK 语文推广委员会认为，小学生欠缺学习普通话的语境，而中学生较多到内地交流，可以活学活用。人们对生活用语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习惯，根据美国堪萨斯大学游伯龙教授的习惯领域理论，“每个人大脑所编码储存的概念、思想、发放、经验、技术以及各种信息等，经过相当时间后，如果没有重大的事件刺激，没有全部信息的进入，这个编码和存储的总体，将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换言之，推广“普教中”可能会打破香港学生的“相对稳定状态”，让他们走出粤语的舒适圈。而因为教学用语与生活用语的出入，使得港生跳出“粤语舒适圈”并适应“普通话挑战圈”的过程变得难上加难。因此，如何让普通话深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给学生营造说普通话的语境？这是“普教中”推广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

2. 学生学习普通话的消极心态

“普教中”班的学生因语言障碍，课堂表现不如“广教中”班的学生积极踊跃。有报导称：“普通话班的讨论气氛，明显受语言影响，大不如旁边的广东话班学生；也有研究指出：“普教中”的课堂，学生在课堂答问和造句上往往采取回避策略，课堂互动不如“广教中”班有效。“在聆听并非熟悉的语言时，学生会更容易感到沉闷乏味，且自幼讲粤语而形成稳定状态的发音口型与舌位变化，使得港生在讲普通话时感到别扭与不适，所以在与”广教中“的对比之下，学生多少会对吃力的”普教中“产生抵触心理。加之香港独特的历史和教育背景，学生对国家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对国民身份的认知也存在模糊性，让部分学生产生没必要学习普通话的错误认知。

3. 教师运用普通话教学的能力有限

许多教师指出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最大的难点是粤普之间语言转译问题，教师授课时会有未能以恰当贴切的普通话表达意思的情况，造成课堂传意的障碍。”普教中“十分考验教师在课堂上表情达意与灵活应变的能力，授课教师的语言转译能力是一节”普教中“课堂成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因素。香港中文大学林建平教授称：推行要有规划，教学要有策略，学习要有方法”，PMI（Putonghua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即用普通话作为中文科的授课语言）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成效。“转译问题的困扰打击了香港教师用普通话教学的信心与积极性；又因过度担忧语言转译问题，教师可能会忽视其他方面的教学能力的培养， 而学生对“普教中”的情绪是与教师的教学方式直接关联的。这一环扣一环，从而影响了普通话的推广质量和效果。

4. 高质量的配套教材供应不足

“普教中”作为一项推广多年惟尚未普及的教育目标，缺乏高质素的语文科和普通话科教材也许是导致此情况的原因之一。教材作为学生在校获取系统知识的主要材料，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与知识的内在逻辑，应具备科学性与权威性。但由于香港各学科的教材都是由民间出版社编写，再加上香港实行宽松的校本管理制度，教育部门在课程设置、教材审查、课堂教学等方面主权下放，致使某些教材、教学资源，甚至某些学科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内容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偏离原则性的问题。不少学校自行设计的校本教材（包括语文科和普通话科），可能更符合本校学生情况，但也因此增大了教材的隐患性。在无法有效监管与审核教育资源时，编者的意识形态通过教材传输给学生，影响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教师的编写能力也直接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编者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统筹教材能力的未知性，都使得非统编教材的内容质量无法得到根本保证。所以，在师资、教材等可控因素不完备的情况之下，加之社会语言环境、学生情绪等不可控因素的阻拦之下，“普教中”的研究结果怎会有明显的成效？

四、推广“普教中”对香港教育的意义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在《政纲》提到：“充实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而要实现“提高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治港理念，必当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教中”课程。普通话作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减少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隔阂，它不仅仅是一种沟通语言，更是代表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全球掀起了“汉语热”的浪潮，国家教育部田立新教授表示：“截至 2021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 10 个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汉语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普通话作为汉语的标准语，自然成为非母语者学习汉语的第一选择。有本地学者担忧普通话的推广会撼动粤语在香港的地位， 香港教育大学施仲谋教授认为：“广东话作为香港人的母语必须予以保留，惟普通话通用于内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因此具备『经济价值』，两者不能取代。”粤语在香港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普通话的经济价值是不容小觑的，而粤语与普通话同属汉语体系中，是可以并存的。为了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面貌，必定要重视普通话，推广“普教中”，充分运用普通话的价值。

与此同时，推广普通话也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民俗文化。作为我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普通话拥有更多机会与渠道接触不同的文化艺术，从而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

在港推行普通话不仅是关注到普通话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更是考虑到其中参杂的政治意义，如香港岭南大学郭康健教授所说：“现时在香港急于推动母语教学，与香港回归中国的政治形势配合，其作用不但是强化母语作为学习及沟通工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透过母语强化香港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使香港人与中国的疏离关系可以拉近，从而彼此接受及融为一体。”换言之，学习普通话有助于增强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利于凝聚香港民众的人心，提高人们的民族意识，促进华夏民族团结。

普通话相对粤语，最大的特点便是“言文一致”，这是赞成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运用粤语讲解中文课程，会出现口头语与书面教材脱节的现象，而若运用口头语与书写语相对接近的普通话进行授课则会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同时可以让学生做到“我手写我心”， 从而降低学生书写中文的错误率。其实普通话的这一优势早在 1985 年吕叔湘教授便提出，他明确指出：语文课的任务应当以口语和书面语的统一体，即普通话和白话文的统一体为教学对象。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感，让学生长时间处于普通话的环境中， 可以增强学生对普通话的感受能力，并获得“学以致用”的机会。

普通话具备工具性、人文性、政治性以及教育性等特点，而历来反对者都仅着眼于“普教中”的部分功能，过度焦虑“普教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普教中”的反对者若全面客观地看待“普教中”，便能理解赞成者为什么在面对重重难关时仍旧坚持推广“普教中”的原因。前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先生称：“我相信大湾区发展会令我们与大湾区城市交接，及日常沟通越来越多，所以充分掌握普通话及简体字，对学生未来发展百利而无一害。”现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也认为：“香港的青年一代需要抓住国家发展和大湾区建设等机会， 不会说普通话会很吃亏。学校教育需要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普通话， 这是最基本的。”

五、香港学校推广“普教中”的出路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交流也不断扩展和增多，而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官方语言，成为了不少外国人争相学习的热门语言。展望未来，香港特区与内地的联系愈加紧密，普通话在香港的应用范围也因两地的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广泛。时任特区政府教育局副局长、现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曾在“紫荆文化杯”首届香港中、小学中国文化普通话比赛的颁奖典礼上表示：“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言，呼吁香港年轻人要学好普通话，以融入国家发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考虑学生的长远利益，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欲屹立于全球化时代，普通话学习不可轻视，“普教中”的推广更是不可懈怠。故而笔者认为在如此情形下，推广“普教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推广“普教中”的同时，坚持普通话课的开拓与发展，从而夯实学生的普通话基础。“普教中”中的普通话与普通话科并不能完全等同，普通话科的学习包含聆听、说话、阅读、拼写，其中阅读范畴指的是朗读，而非阅读理解；拼写范畴指的是中文拼音能力，而非写作能力。虽然“普教中”也包含听、说、读、写的内容，但失去普通话科的支撑，“普教中”对于学生的难度会相应地增大；有普通话科的辅助，学生也能更快速地适应“普教中”的课程。

2. 采取“兼收并蓄”的教学方式：教师自身认为“普教中”最大的障碍便是转译问题，所以在“普教中”课上，为防止转译失误而影响课程，教师可以采取以普通话为主导的“粤普夹杂”策略。粤语在课堂上充当补充说明的角色，以增强教师对“普教中”的自信心，同时也降低学生从“粤语圈”过渡到“普通话圈”的不适感。教学语言的选择采取宽松兼容的态度，对于学生当下与未来的发展皆是有利的。

3. 培训骨干，加强“普教中”的师资力量：“普教中”的推广需要一批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带领，故教育当局应增加“普教中” 教师培训，以增强教师运用普通话教学的能力。此外， 学校可通过合理编排课程，让同科目教师有互相观课的机会，通过“互观互评”环节，传播“普教中”的技巧，促进教师对课程的进一步掌握，使得“普教中”的师资力量得到壮大和延续。在推行初期，也可以考虑借助外力，仿效现行的“外籍英语教师计划”或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从内地引入合适的普教中教师和普通话科教师，协助香港特区加速推行“普教中”。

4. 建立健全的教材评审制度：教育局应定期对市面上的“普教中”语文科和普通话科教材进行更严谨的审定，若发现词汇用语不当、旨意不清、插图不文明、可能歪曲事实、存在影响学生对国家认同感的嫌疑，或教材内容未能充分反映华夏文化内涵等问题，必须责令出版商尽快作出修订和完善。与此同时，对于语文科和普通话科校本教材的监管，更要从制度上作出安排，以确保学校自行开发的相关教材符合官方课程指引和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学生持续有高质素的教材可用。此外，在评审语文科和普通话科教材的过程中，更可考虑借助内地的经验，邀请相关的课程专家和语文学者参与。

5. 增强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将普通话水平测试纳入学生的基础考核项目中，前语常会主席、现任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先生认为本港多年推动普通话成效十分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不用考公开试。将普通话融入考评系统，并作为高中选修科之一，可以增添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动力；同时增强香港与内地学校的联系，让学生意识到学习普通话的用途与重要性， 也给予学生“学以致用”的机会。此外，特区政府也应该把学好普通话作为公务员入职和升职条件之一，这样，将大大增加学生学好普通话的动力。

6. 营造浓厚的推普氛围，提高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学校方面，利用 LED 屏播放推普宣传标语，课间广播运用普通话进行播音，举办形式多样的普通话活动，创造普通话学习的语境；注重爱国教育，提高学生对普通话的好感度。社会方面，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例如尽快让更多内地电视频道落地香港，增大内地影视在香港的播放量，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促使民众意识趋同，提升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感。

7. 从制度上作出倾斜，建立“普教中”的激励机制：教育当局可以考虑设立教师激励机制，作为推动“普教中”的诱因。例如经过课堂教学评核后，对于能够纯熟地运用普通话作为课堂教学语言的语文科教师作出一定的奖励，如增加一个薪级点，或做满若干年享有若干个月有薪进修假期，或于申请升任高级职位时作为优先条件等，这些都有助加速“普教中”的推行。

六、结语

回归二十五载，普通话在港的现有需求量与潜在需求量不断提高，然而学校在推广“普教中”的过程中，面对重重难关。特区政府要有强大的政治意志，协调各相关部门做好应对措施，激发“普教中”在港的活力，并结合当前香港的新形势，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制定出一套符合本港实际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推普方案。通过加大政策性的投入，并坐言起行，促进香港民众对普通话的进一步掌握，增强大家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

有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担忧“普教中”的推行是普通话取代粤语的开始，存在文化霸权的倾向。例如本地中学教师刘永汉先生觉得以北京话为首的北方语系和以广州话为首的南方语系，各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体系，担心“普教中”会令学生失去接触广东话这个文化宝藏的机会。专栏作家及文化与政治评论人陈云博士亦指出：“一切以普通话为尚，等于『接纳了北方官话的文化霸权』。”然而从实际出发，在香港，普通话是不会也不可能取代粤语的， 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引领青少年更好地认识国家、认识世界，并非排斥粤语，否定方言，进行文化霸权。方言对于当地人而言是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中国内地通过规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在保留方言的情况下让普通话成为各方言区人民共通的交际语，这便说明语言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语言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非是矛盾对立的关系， 通用语言普通话与地域性方言粤语是可以在多语化时代中和谐并存、互相辉映的。

文章来源：《紫荆论坛》，2022 年 9-10 月号，第 65 期，第 38-45 页

（作者黄晶榕华南师范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创知中学校长、博士；林金丹香港珠海学院硕士研究生。）